老萨说史217:豫湘桂会战之长衡会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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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二百一十七(新抗战系列之一百三十八)

2018-01-0307: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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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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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沙

老萨说史217:豫湘桂会战之长衡会战-三(1/3)

老萨说史217:豫湘桂会战之长衡会战

此次日军集中36万主力攻击第九战区区区30万部队,是稳操胜券的。

正常来说,国军的火力远远弱于日军,防御中至少要保有2倍数量的优势。如果对手是日军甲种师团,数量甚至要保证3倍。

换句话说,对付日军这36万人,国军至少需要72万人甚至108万人。

武汉会战中,日军参战30万人,国军就使用了110万人,这才勉强算打了个平手。

有些人说国军怎幺这幺没用?

并不是没用。早在一次大战中,在平坦地形百分之八十的伤亡是火炮造成的。但国军在1937年开战之时,全国只有各种长身管火炮400门。国军即便最精锐的中央军师,一个师最多2到4门火炮,相当于日军1个大队(团)。至于国军杂牌军,1个师连重机枪都没有几挺,更别说炮。整个八年抗战期间,国军几乎没有製造长身管火炮,只是製造了大量迫击炮。迫击炮不具备攻坚能力,也不可能压制日军的大口径火炮,只是略胜于无而已。

正是由于火力的巨大差距,国军作战尤其是进攻作战非常艰难,伤亡很大。

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不过都是10万左右兵力。即便如此,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还曾佔领了长沙,第三次长沙会战一度攻城差点杀入城内。

现在日军兵力等于是以往的三倍,国军兵力没有增加反而减弱,日军自然必胜。

日军的计划是佔领长沙东西北三面各地区,大约需要10天。

攻克长沙城以及扫尾战斗,大约需要10天。

日军此时的战略是,以第40,第116,第68,第3,第13师团以及第34师团一部,共5个师团又1个师团一部,攻打长沙。

这不是说日军只有这些兵力,而是他们认为这10多万兵力攻打长沙,已经足够。

长沙以北地形较为複杂,河流、丘陵、湖泊、山地到处都是,国军又完全破坏了道路。日军投入兵力过多,反而互相牵制,行军困难,浪费补给而已。

第27师团小队长藤原彰多年后回忆: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在通城、平江之间按照所分配的任务,开始进行汽车道路的补修作业。虽说是汽车道路,但因为这一地区多次遭到日军的进攻,加上中国军队为阻挡日军而有意破坏,所以道路已经损坏得不成样子了。儘管在地图上有公路的记号,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完全没有留下道路的原来形状,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水田。虽说还是有不少的山地,但平地部分都是水田和湿地,一旦下雨,雨水泛滥,道路就成了烂泥塘,怎样才能让汽车通行呢?我们也无计可施,不知如何是好。

日军只用10多万部队做先锋,二线重兵随时增援或者补充就可以了,毕竟这里的国军也没有多少,也不过10多万而已。

在第2线,日军还有第34、第58、第27师团以及独立步兵第5旅团主力、独立混成第17旅团主力、第116师团1个联队待命,以及大量的补充单位,总数高达近10万。

抛去会战的输赢、衡阳的得失不谈,至少长沙是保不住的。

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,日军只出动了4个师团配合4个很烂的旅团,也佔领了长沙,还打退了长沙附近的74军、第10军等主力部队。

现在日军先锋兵力比第二次长沙会战要多,但74军和第10军又不在长沙附近,这还能不赢吗?

日军这边也是志在必得,他们为了长衡会战準备了半年以上,算是万事俱备。

5月23日12点30分,第11军司令横山勇将指挥所从汉口前移到蒲圻(今天属于赤壁市)。

为了防止轰炸,司令部设置在一处山谷间的坡道上,有一些农村的住房,相聚50到100米。此战是决定性的大战,司令部除留下必须人员以外,其余参谋和各部门主管人员都去前线指导,司令部变得非常安静。

这就是所谓大战前的安静。

日军各部队,早在3月份就开始陆续调动,赶赴前线。

5月25日,日军各师团已经到达指定的进攻位置。

即便日军儘力隐藏意图,如此大规模的调动显然没办法隐藏。

早在几个月前,敌后军统中统特工以及陈纳德的侦察机部队,就发现日军的动态,各种情报雪片一般向重庆彙报。

国军第72军第34师第101团团长骆湘浦回忆:早在1月,我们就发现日军大量徵集民夫、囤积粮食弹药,有大举进攻的模样。为了摸清武汉日军的具体情况,军选派我团情报上士携带我的亲笔信赶赴武昌,访问汪伪政权伪武昌县长刘立藩。刘是湖北人,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是我的同学。刘立藩1937年担任成都防空指挥部少校参谋,1938年在武汉担任川军第30集团军司令王陵基的侍从副官。刘立藩对这个任命非常不满,认为侍从副官就是打杂的。他堂堂留样的高材生,当然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。武汉沦陷时,刘立藩没有跟随国军撤退而在乡下隐居,后走上歧途担任伪职。我写信给他,指出德意法西斯已经连遭失败,日本也支持不了多久。我劝他认清楚形势,为自己前途打算,将功补过。刘立藩收到信以后很有感悟,立即回信告知三点:第一,日军大举做战前準备,不久就会全面进攻;第二,日军此次进攻不同于前三次长沙会战,而準备迂迴穿插,深入长沙侧后;第三,交给我武汉地图一张,上面注明所有日伪机关、军营、仓库、飞机场等的位置。

我立即将情报交给上级集团军司令官王陵基,后证明情报完全正确。抗战结束后,刘立藩因汉奸罪被捕,很有可能枪决或者坐牢10年以上。王陵基亲自提供他立功的证据,改为有期徒刑2年半,家产也保留了大半。

第9战区炮兵指挥部参谋长陈宏樟也回忆:战争开始前10天的5月15日,我们就接到军委会的情报,日军将要大举进犯。薛岳当天召开通宵会议,制定了作战计划同时疏散长沙的人员和物资,战区司令部也必须后撤。

总之,对于日军进攻,国军还是早有预计的,也有所应对。

其中,以空军的攻击成效最大。

陈纳德的中美联合空军猛烈出击,轰炸长江沿线的运输船。

日军此时只有局部制空权,短短几日内共有30艘运输船被击沉,伤亡惨重。

即便如此,仍不能动摇部署的大局。

面对日本第5航空军,中美联合空军的实力早已大大强于日军。

只因史迪威作梗,试图藉机从蒋介石手中夺取国军指挥权,导致空军不能随便出动。

在中国境内飞机高达600架,其中350架飞机必须用于滇西和缅北的反攻作战,不能用于长衡会战。

经过陈纳德反覆争取,最终只有150多架飞机(其中只有90架是作战飞机)参战。又因极度缺乏燃料、零件、弹药(都被史迪威扣着),90架飞机的出动率低的惊人。

在进攻之前的4月,已经预计会战就要爆发的陈纳德,搜罗所有物资,準备了大约1个月的燃料和弹药。

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1个月以后应该靠什幺来战斗,谁也不知道了!

在陈纳德指挥下,中美联合空军用尽全力攻击日军,曾经单日出动50架次。一些飞行员为了执行轰炸任务,一天竟然要起飞八到十次。陈纳德回忆:飞行员只能在两次出击的期间,草草的吃一顿饭或者打个盹。

至少在长衡会战初期,中美联合空军给予日军一定的打击。

第27师团小队长藤原彰回忆:我们的道路工程也成为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。1944年6月初的一天,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双发动机的大型美军战斗机,它一边超低空地飞来,一边用机枪扫射,擦着正在作业中的中队士兵的头上飞过。我们第三中队虽然没有任何伤亡,但大家在精神上都感到了极大的恐怖。为了防备美军飞机的空袭,日军準备了对空监视哨兵和机关枪,修筑道路的人员也尽量分散作业。在我们作业队的身后,就有等待道路通车的汽车部队。这些汽车部队也恰好成为美军飞机的轰炸目标,所以在汽车队停留的地方多次传来枪炮声。

在连绵不绝的水田里修筑公路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,正好成为美国空军空袭的目标。美军飞机的超低空飞行,甚至到了连美国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见的程度,那样的情形我曾多次看见过。反过来,日军的飞机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。

随着补给严重匮乏,尤其是燃油奇缺,战机出动越来越少,最终完全停止。

日军也有较为完善的野战防空网。高频率攻击,导致很高的损失。陈纳德的第23飞行大队在几个月内,损失了一半的飞行员,无法补充。

焦急的陈纳德见电报沟通无效,派副手格林亲自去印度寻找史迪威,后者避而不见。

相比起来,日军第5航空军集中了200架左右飞机参战,数量是我军一倍以上。日本战前囤积了大量的燃油和弹药,日军飞行员不受补给限制,一天可以出动数次,有的飞行员单月曾经出动长达120小时。

总之,空军给予会战的帮助是有限的。

长衡会战是决定性的战役,关係日本的命运。

5月25日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亲自赶往武汉,在汉口督战。

侵华日军司令部所有骨干幕僚,全部跟随畑俊六大将赶赴汉口,在南京只留下处理政务、经济等日常事务的人员和直辖部队,由参谋长主持。

日军在太平洋连遭败绩,很多高级军官,尤其是年纪不大的军官认为必须孤注一掷作战,暂时放弃扶持南京汪伪政权。

他们提出直接将侵华日军司令部搬迁到武汉地区,做出彻底打垮国民政府样子。但畑俊六没有同意。

老谋深算的畑俊六认为不应该操之过急,国民政府并不是搬迁司令部就可以迅速打垮的。即便要搬迁,也可以先将骨干幕僚搬迁过去,司令部其他人员稍后再说。

即便如此,几乎将侵华日军司令部搬迁到作战第一线,也是抗战中绝无仅有的第一次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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